日治時期臺南市商業戲院考辨(1895-1945[1]

厲復平 (國立臺南大學)

一、前言

目前對於日治時期(1895-1945)臺南市商業戲院的瞭解,不見其全貌,而有許多零散的、甚至錯誤的訊息廣泛地被引用流傳,造成以偏概全或以訛傳訛的遺憾。本研究藉由爬梳日治時期重要的報紙、雜誌、專書、攝影寫真帖等相關資料,並對照戲劇及電影在當時的發展脈絡來相互佐證推敲,指正當前部分相關訊息的謬誤、發掘前人未知之處,並期望能對日治時期臺南市商業戲院的概況有一個較全面性的瞭解。

首先界定本研究的研究對象為日治時期臺南市的商業戲院(以下視情形簡稱為戲院),包含日人及臺灣人經營常態性提供演出節目的戲院,主要作為經常性的商業活動而非依附於特殊節慶之下。因此,討論對象不包括為節慶場合而搭建的演出場所(如廟前廣場)或借用其他公共空間的臨時性演出(如在臺南公會堂的演出)。戲院的演出的節目包含戲劇與/或電影(又稱活動寫真或映畫)。研究的時間範疇是日治時期1895年到1945年,空間範疇為日治時期1920年以後劃分行政區域的臺南州下轄之臺南市,[2]為清代府城圍牆以內的區域,而本文所討論的臺南市戲院皆位於現今臺南市中西區,以下述及戲院的現今地址皆不再重複區名而僅列出路名及門牌號碼。

回顧臺灣在日治時期以前的明清時期的演劇場所,尚未出現商業戲院。臺灣在明鄭(1662-1684)、清領時期(1684-1895),大量漢人移民至臺灣,原住民成為弱勢少數,漢民族的社會風俗成為主流,漢人的戲劇活動也成為當時臺灣的主要戲劇活動。[3](徐亞湘2000:9-12)漢人帶來原鄉習俗,表演的場合多數為廟會節慶,少數為達官巨賈私人娛樂,前者的表演場所自然是廟埕廣場,後者則在私人宅邸之內(邱坤良1992:70-72;張啟豐2004;林鶴宜2015:18-24),並未出現中國大陸茶樓形式的戲園。而臺南作為臺灣第一個漢人移民聚居的城市,廟宇數量眾多,在清領時期是臺灣府城、清領前期更是全臺對外最大貿易港,官商雲集,無論是在廟埕、堂會或私人宅邸的演戲,都有不少史料中的記載,但是固定戲臺仍屬少數。(張啟豐2004:255-265;林永昌2006:7-41)這個時期仍然是農業社會為主,戲曲(戲劇)活動的進行仍是在特定時節或時機才會進行,而中國沿岸城市建造茶園戲園的商業劇場之風,並未傳入臺灣社會,要等到1895年日人領臺後,臺灣才出現不依附節慶而常態性設置的商業戲院。(石婉舜2015:241)

日治時期(1895-1945)除了原本的廟會節慶或私人宅邸的戲曲演出持續進行之外,由於大量日人移民來臺,帶來工商業的生活與休閒模式,現代化都市生活型態開始出現,其與農村生活型態不同,並不受限於農耕工作與農閒時期的年度作息循環,開始有不依時節的經常性休閒娛樂活動在都市中興起,商業戲院開始出現,例如早在日人領臺之初的1897年開始,臺北即出現浪花座(1897)、臺北座(1900)、十字座(1900)、榮座(1902)等商業劇場(邱坤良1992:72-93;徐亞湘2000:12-25),這些出現在臺北的商業戲院,已有許多研究者論及,然而目前對於在臺南市出現的戲院,則所知有限。

以下先回顧相關的既有研究與文獻資料。呂訴上的《臺灣電影戲劇史》(1961)是最早系統性介紹日治時期臺灣各種演劇與電影的著作,雖然呂訴上的著作有不少錯誤之處。但是仍可供本研究參考對照當時戲院的節目類型。邱坤良倡議以戲院為中心的研究,並以臺北永樂座為案例討論戲劇與電影的發展及其互動關係(邱坤良2008:21-89),徐亞湘更進一步廣泛蒐集整理日治時期報刊的相關資料,聚焦討論日治時期臺北的商業劇場概況,對於當時臺北的淡水戲館(新舞臺)、艋舺戲園及永樂座三座戲院有詳盡的剖析。(徐亞湘2006:85-149)然而這些研究都主要聚焦於臺北。葉龍彥在其《新竹市戲院誌》(1996)、《台北西門町電影史》(1997)、《日治時期台灣電影史》(1998)、《台灣老戲院》(2004)等系列的臺灣電影研究著作中,闡明不同時期電影發展與全臺戲院概貌,並專論探討臺北西門町及新竹之戲院,但仍未有專論探討臺南市戲院,且葉龍彥的研究焦點在電影,對於電影發展之前以戲劇演出為主的戲院則甚少論及。

葉龍彥的《日治時期台灣電影史》以及三澤真美惠《殖民地下的「銀幕」:台灣總督府電影政策之研究(1895-1942)》(2001)論及日治時期臺灣的電影政策、技術、發行、放映等相關的背景訊息。石婉舜的博士論文《搬演「臺灣」:日治時期臺灣的劇場、現代化與主體型構》(2010)針對日治時期臺灣的戲劇狀況有跨越不同戲劇表演類型的深入探討,並於〈高松豐次郎與臺灣現代劇場的揭幕〉一文中論及首次出現全臺串連經營的商業戲院模式(2012),以及在〈尋歡作樂者的淚滴——戲院、歌仔戲與殖民地的觀眾〉(2015)一文中論及臺灣戲院普及的狀況。林永昌根據其同名博士論文(2005)出版《台南市歌仔戲的發展與變遷》(2006)一書,該書爬梳整理戰後臺南市戲院的狀況,也部份觸及日治時期的臺南市戲院狀況。楊貞霞曾以專文〈喧囂的片段─台南老戲院(之一)〉(2008a)、〈如戲的人生─台南老戲院(之二)〉(2008b)介紹臺南老戲院,但是其立論多依據訪談,有許多待斟酌之處。以上提供本研究判讀日治時期臺南市戲院經營模式、節目類型及戲院生態上的參考依據。

另外在關於臺南文史與影像資料上,周菊香的《府城今昔》(2003)蒐集了許多日治時期臺南市的老照片,其中娛樂設施臺南市的電影院一節更依據1937年發行的《臺南州觀光案內》的介紹(安倍安吉1937:43),而提及臺南市有四座電影院:世界館、宮古座、戎館、大舞臺(周菊香2003:184-186),而此一說更成為目前坊間流行的「日治時期臺南市四大戲院」之說。因為缺乏其他對臺南市戲院的進一步研究,日治時期先後出現的八家戲院的全貌無以得見,遂使一般讀者過度解讀此「四大戲院」之說而以偏概全。而周菊香的介紹文字也有些許錯誤之處,而隨著許多文章的不斷引用,不正確的訊息在各種相關文字中大量充斥並持續被引用,此外,文化部線上「國家文化資料庫」中對臺南劇場戎座的開幕年代說明錯誤、國家圖書館發行的《日治時期的臺南》中對於南座的介紹(何培齊2007:232),也有些許謬誤之處,都以訛傳訛而一再被引用。[4]

綜觀以上現行的研究,有些基於戲劇研究與電影研究專業領域的劃分,而未能整合對戲院的完整面貌,另一方面,過往許多文史研究,還未能受惠於近十幾年來建制的報刊電子資料庫系統,因此對臺南戲院的介紹難免過於簡略而仍有疏漏,徒然讓不完整甚至不正確的資訊流傳,而同時臺南市的戲院狀況一直被忽略,缺乏專論作一完整的探討,造成現行關於日治時期臺南市戲院的理解有謬誤或以偏概全,這些正是本研究力圖指正及補充之處。

在研究方法與材料上,日治時期戲院的相關資料繁多零碎,散見於零星的報刊報導與相關的散論文章,本研究的資料來源主要為爬梳日治時期重要的報刊資料如《臺灣日日新報》、《漢文臺灣日日新報》、《臺南新報》、《臺灣日報》等報刊資料。[5] 相關報刊資料繁多駁雜,搜尋整理皆相當費時費力,幸得許多研究者的初步蒐集與整理,如徐亞湘主編的《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曲資料檢索光碟》、李道明建立的「臺灣電影史研究史料資料庫」,[6] 然上述資料庫仍有年代不全、或侷限於戲曲資料或電影資料等限制的缺憾。另外漢珍版《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電子資料庫具有全文檢索功能,但是漢珍版及大鐸版《臺灣日日新報》電子資料庫僅能檢索標題關鍵字,而未具全文檢索功能,以上這些電子資料檢索功能對本研究助益甚多,然而仍有缺漏,需由研究者自行翻閱報刊資料補足,特別是《臺南新報》與《臺灣日報》仍未轉為電子資料,需要完全以人工方式搜尋。除了報刊資料外,本研究也藉由日治時期的雜誌、刊物、專論、攝影寫真帖等相關資料佐證,另外也以戲院的節目內容對照戲劇及電影在當時的發展脈絡來相互推敲。

以下針對日治時期在臺南市所有的戲院作個別的考辨,將依照戲院設立時間先後順序介紹,考據每個戲院起迄年代、在臺南市的所在位置、戲院建築外部與內部構造樣式、戲院的所有者、經營者與經營方式、戲院節目的大致類型與轉變等,並兼論不同階段臺南市戲院間的彼此競爭與合作關係。本文最後總結日治時期臺南市商業戲院的整體戲院生態,提出其發展上的萌芽期(1895-1907)、奠基期(1908-1927)、成熟期(1928-1945)三個歷史分期。其次,歸納戲院位置主要分佈於臺南市區中的三個區域,而不同區域的戲院建築外部與內部構造樣式不同,表徵不同的時代意涵。第三,戲院在所有者、經營方式、目標觀眾群、及節目類型上,均有日人與臺人分流的傾向。

二、日治時期臺南市的商業戲院

日人1895年領臺後,即在大的城市區域出現寄席這種簡單的表演娛樂場所,後來才開始出現專設的劇場建築(葉龍彥1998:41-42;石婉舜2012:44-45),最後則出現專放電影的電影館。臺南市曾是臺北市以外戲院最多的城市(葉龍彥1998:32),依據本研究的梳理,日治時期臺南市曾出現八家戲院:大黑座(1905?-1907?)、臺南座(1903?-1915)、南座(1908-1928)、大舞臺(國風劇場)(1911-1945)、戎座(戎館)(1912-1945-1961)、新泉座(1915-1924)、宮古座(1928-1945)、世界館(1931-1945),其中大黑座是寄席、世界館是專營的電影館,其他皆是劇場轉型而來的混合戲院,既上演戲劇又播映電影,以下分別介紹。

(一)大黑座(1905?-1907?)

在1905年9月5日的《臺灣日日新報》報導中,提及在「臺南大井頭街的大黑座寄席」更換席主,重新裝修而改座名為蛭子座,開場時有藝妓表演,來了五百名左右的觀眾。(《臺灣日日新報》1905-09-05第5版第2204號)[7] 大井頭街相當於今日永福路二段及新美街之間的民權路二段(市區改正後的本町四丁目),自清代以來就是府城主要大街,人口聚集。上述報導中指明大黑座為「寄席」,然而同篇報導也提及當時「臺南唯一劇場臺南座」滿座時可容三四百人,推測大黑座雖然可容更多觀眾,但是劇場舞臺的相關設施簡略或缺乏,所以不被稱為劇場,而被認定是寄席。寄席是日人初至臺灣時很普遍的表演場所,空間要求門檻較低,通常就設置在現成的木造日式房舍內,上演型制簡單的說唱表演,並未運用到特殊的舞臺裝置,因此一般都比專設劇場建築出現得早,這也可由臺北市的情形佐證。(葉龍彥1998:41-42;石婉舜2012:44-45)。儘管關於大黑座的報導出現的年代晚於對臺南座的報導,但是合理推論大黑座寄席的設立年代理當早於劇場臺南座,因此本文列為第一個介紹的戲院。

另一則介紹臺南市1907年新年期間演出活動的報導,提及臺南座演竹三郎、三勝、源之助等日本舊劇、大黑座演出人形淨瑠璃、水仙宮廟則有水藝手品(魔術)等,當時在臺南座、大黑座及水仙宮廟三個場所同時都有演出,實為臺南市前所未見。(《臺灣日日新報》1907-01-15第5版第2609號)這一則報導中又提及大黑座之名,可見不知何故蛭子座之名未改成,或者是又改回大黑座。這則報導也提及當時的戲院就只有大黑座與臺南座兩處。由上述1905年及1907年的兩則報導來看,大黑座節目類型以日本戲劇為主,不確定是否放映活動寫真,對於大黑座的所有人或經營者一概不知,由於缺乏更進一步的資料,對於大黑座寄席的瞭解十分有限。對比於臺南座及其他劇場的相關報導持續出現在當時的報紙上,關於大黑座寄席的報導就只有上述兩則,說明大黑座可能很早就被臺南座及其他劇場所取代,但是確切的停業年代不得而知。

(二)臺南座(1903?-1915)

概說

臺南座是臺南市第一座正式的劇場,在1903年以前就已經設立,約在1915年左右停止營業,臺南座如何結束並不清楚,後來的新泉座有可能就是臺南座轉手整修後更名重新開張。臺南座戲院格局為木造日式戲院,約可容近六百位觀眾,位於開仙宮街,日治時期為錦町三丁目,約在今日民生路一段。只知道近藤氏曾為臺南座經營者,關於經營者所知甚少,只能確定是日本人經營的戲院。臺南座的節目類型以日人歌舞演劇為主,後來也兼放活動寫真,[8]偶爾出租給中國戲班的演出。(詳細考辨與論證,請參考研討會光碟資料)

(三)南座(1908-1928)

概說

臺南市的第二座劇場是南座,[9] 於1908年10月開始營業,[10] 至1928年停止營業,南座是二層樓的木造日式戲院,可容納觀眾八百人左右,地點在聖君廟街、王宮港街一帶,日治時期為西門町一丁目,約相當於今日西門路二段靠近西門圓環一帶。南座為高松豐次郎所建,1910年底短暫轉手臺灣人張文選等人,1912年即由片岡文次郎接手經營直到南座停止營業。南座的節目類型包括日本新舊劇、活動寫真放映,及映畫放映,偶爾出租給中國戲班演出。在臺南市還沒有市營劇場前,高松豐次郎半官方的身分,使得南座成為各種官方組織倚重的聚會或教育性質活動寫真的放映場所。在1920年代後映畫崛起後,南座也逐漸增加映畫的播映。(詳細考辨與論證,請參考研討會光碟資料)

(四)大舞臺(1911-1945)

概說

大舞臺是由臺灣人集資組成會社發起興建、是臺南市唯一長期由臺灣人經營的戲院。大舞臺於1911年興建落成,[11] 到1945年毀於美軍轟炸,橫跨35個年頭,算是臺南市商業戲院中歷時非常長的戲院。大舞臺位於小媽祖街,町名改正後地址為西門町一丁目,在今日之西門路二段。大舞臺係水泥磚造建築,和洋混合樣式,劇場入口設計為西式拱門,可能樓高兩層或三層。大舞臺的建築材質與樣式,與當時臺南其他的日人木造劇場大不相同,相當新穎而先進。大舞臺大部分的時間中是臺南市唯一專營戲曲演出的戲院,在1925年當時大舞臺的經理蔡祥創丹桂社歌仔戲班,頻頻在大舞臺上演,造就歌仔戲進入內臺發展的重要里程碑。同時蔡祥也在1925年成立南影公司,進口上海電影在大舞臺播映。1928年9月至1930年日人澤田三郎的「吾等の一團」在大舞臺經營日本電影播放,1931年後大舞臺又轉由臺灣人經營。1937年後受到戰事影響,臺灣推行皇民化運動,大舞臺只得改映日本電影及上演臺灣職業新劇團的演出。大舞臺於1939年或1940年改名國風劇場,並於1945年毀於戰火之中。1946年原地另蓋了一個大舞臺戲院,但是戲院建築與經營者都已經是人事全非。(詳細考辨與論證,請參考研討會光碟資料)

(五)戎座(戎館)(1912-1945)[12]

概說

戎座又稱エビス座,於1912年由小林熊吉設立,位於開仙宮街,鄰近臺南座,町名改正後地址為錦町三丁目,在今日之今日之民生路一段205巷內。戎座係日式木造劇場,可能只有一層樓,內部空間為日式劇場的塌塌米觀眾席。戎座在設置之初仍以戲劇演出為主,但是從1916年開始與臺北的活動寫真常設館合作獲得來自日本的影片片源,開始轉型為活動寫真常設館,到了1920年代戎座已經以放映映畫為主,是臺南市歷史最悠久的常設館。戎座自小林熊吉以降,轉手多位日人經營者,在1923年間曾與新泉座激烈競爭臺南市活動寫真常設館龍頭的地位,1926年以後戎座經營不善,後來在1928年被市營劇場宮古座併購,成為臺南市營的常設館,以上映松竹映畫株式會社(松竹)與日本活動株式會社(日活)電影為主。1930年底臺南世界館落成,戎座遂轉型為以播映中國電影為主的常設館,後因戎座建築老舊,於1935年在田町興建新戎館,新戎館為歐式水泥磚造二層樓建築,設置西方鏡框式舞臺,觀眾席設置木質長椅,可容納約一千兩百位觀眾,有沖水廁所。新戎館由臺灣人鍾樹欉所有並經營。[13] 但是在皇民化運動以後,新戎館只得再改映日本電影來應付。新戎館於戰後繼續經營,1946年5月1日改名為赤崁戲院,1961年5月8日結束。

在1923年至1925年間刊載的報紙廣告中,戎座有時也自稱為「エビス座」,名稱本意相同,只是漢文日文不同,當時二者名稱的更替使用,應未特別反映經營方向上的異動。[14] 1930年後報紙廣告出現「館」的名稱,1930年元旦出現「エビス館」稱呼(《臺南新報》1930-01-01第21版第10038號;1930-06-17第3版第10203號),1932年又稱「戎館」並放中國電影(《臺南新報》1932-01-01第32版第10762號;1932-06-17第4版第10928號),1941年元旦名片為「戎館」(《臺灣日報》1941-01-03第4版第14026號),1944年元旦名片又換為「エビス館」(《臺灣日報》1944-01-01第2版第15113號)。可見大體上漢文日文名稱仍是交替,然而到了皇民奉公會時期以日文為主。另外,由「座」改稱「館」,則在強調其活動寫真常設館的性質甚於劇場的性質。為方便起見,本文稱呼戲院前期為戎座,至1928年併購後稱為戎館,而對於1935年落成的歐式劇場則稱為新戎館,對於該戲院整體仍統稱戎座。(詳細考辨與論證,請參考研討會光碟資料)

(六)新泉座(1915-1924)

概說

新泉座有可能成立於1915年間,且很可能是臺南座整修後易名而來,位於開仙宮街,町名改正後稱錦町三丁目,相當於今日民生路一段上約永福路二段與新美街之間。新泉座當為木造日式劇場,可容觀眾應該最多數百人之計,觀眾席為榻榻米座席。新泉座主為山野新七郎,初期節目類型以演劇或連鎖劇為主,後來逐漸增加播放映畫頻率,1921年間曾由清水弘久的清水興行部經營日本戲劇演出,1923年間辯士飯島一郎承租新泉座,轉為活動常設館來經營,主要播映日活映畫。1924年2月23日新泉座火災燒毀,意外促成臺南市劇場合併,催生宮古座的興建。(詳細考辨與論證,請參考研討會光碟資料)

(七)宮古座(1928-1945)

概說

宮古座是臺南市營劇場,所有者登記在「宮古座劇場株式會社」名下,於1928年落成,[15] 位於西門町四丁目,約相當於現今西門路2段120號。宮古座建築樣式參考東京歌舞伎座,鋼筋混凝土磚造結構,內部為日式的木造二樓格局,最多可容納一千五百名觀眾,觀眾席為塌塌米而未用座椅,舞臺可能未設置花道,1939年6月11日改造觀眾席增設椅子席。

宮古座初期由高橋順三郎經營,後來由出口樽吉與岡村亭一經營。宮古座初期的節目以演劇為主,1931年間轉型為松竹與日活的特約戲院,增加播放映畫的比例,到1938年約有七成到八成的節目是映畫放映。宮古座除了是演劇與映畫放映之外,也成為臺南市主要的集會場所。戰後宮古座改名為延平戲院,建築物於1977年拆除。(詳細考辨與論證,請參考研討會光碟資料)

(八)臺南世界館(1931-1945)

概說

臺南世界館為古矢正三郎所有,由澤田三郎(矢野嘉三)領軍的「吾等の一團」經營,古矢正三郎過世後由其子古矢純一繼承。臺南世界館1930年12月22日落成,地址在田町四二(即在現今的中正路),為當時臺南市繁華的末廣町通向西的延伸,是全臺灣第一個設椅子席的電影館,也是臺南市首間歐式建築電影院,為混凝土磚造二樓建築,可容納觀眾六百人,內部設有西方式的鏡框式舞臺。節目類型相對單純,皆為電影映畫放映,少有例外,並未經歷劇影或不同劇種間的消長變化過程。(詳細考辨與論證,請參考研討會光碟資料)

三、總結

(一)日治時期臺南市戲院整體發展

綜觀上述日治時期臺南市八個商業戲院的概況,其中戲院設立的年份大致集中在三個時間段落內:1895年至1905年間、1908年至1915年間、1928年至1935年間,依據這三個時間段落的延伸,並參考不同時期戲院的特點,可將日治時期臺南市商業戲院的整體發展概分為萌芽、奠基、成熟三個時期。以下將各個戲院的起迄年代及發展分期彙整如表1,並分別就三個發展時期進行分析。

 

萌芽期

奠基期

成熟期

表1、日治時期臺南市戲院起迄年表及發展分期

1. 萌芽期(1895-1907):

大黑座與臺南座皆設立於日本領臺初期,雖然關於臺南座的報導最早可以追溯到1903年、關於大黑座的報導最早可以追溯到1905年,但是這兩家戲院實際設立的時間應該更早,只是因資料有限而難以推定。從1895年到1907年,前後約13年的時間,臺南市最多只有兩家戲院,戲院建築甚至只是茅草屋頂,因陋就簡的性質濃厚,節目有限,並未形成激烈的競爭狀態,可謂日治時期臺南市商業戲院的萌芽期。

2. 奠基期(1908-1927):

奠基期的戲院集中設立於1908年至1915年間,這八年間共有南座、大舞臺、戎座、新泉座四間戲院設立,開始形成彼此競爭的戲院群,形成三間日人戲院加上一間臺人戲院的戲院生態結構。三間日人經營的戲院(新泉座設立的年代剛好接上臺南座停止營業)主要訴求日人觀眾,上演日本戲劇為主,搭配活動寫真放映,但是越趨向1920年代,日人經營的三間戲院的節目類型逐漸轉向播放映畫為主,戲劇演出為輔,到1922年以後映畫放映的競爭更趨於白熱化。一間臺人經營的戲院即大舞臺,專演中國戲曲,主要訴求臺灣觀眾,1925年以後也自組歌仔戲班丹桂社上演並放映中國電影。這樣三加一的戲院生態結構一直到1924年以後才逐漸轉變,1924年新泉座被火燒毀,而後南座因市區改正而拆除,終於使得多年來商議的臺南市劇場合併為一市營機構的計畫得以逐步落實,促成宮古座1928年的興建落成,使臺南市戲院生態邁向另一新的階段。

從1908年到1927年前後約20年的時間,雖然戲院的建築已較具規模,戲院節目頻率增加且逐漸由演劇向映畫傾斜,但是戲院經營仍未臻穩定而時有停業或合併之議,三加一的戲院生態結構延續多年,雖然最後終究難免裁併,但是在戲院經營、觀眾培養與節目的興替轉變等各方面,都為下一時期的戲院打下一定之基礎,此一時期可謂日治時期臺南市商業戲院的奠基期。

3. 成熟期(1928-1945):

成熟期的戲院集中設立於1928年到1935年間,這八年間共有宮古座、臺南世界館、新戎館三間戲院設立,再加上舊有的大舞臺,臺南市共四間戲院經營的情形一直持續到1945年。1928年宮古座的興建落成,宮古座並且在同年併購戎座,形成前者專演戲劇、後者專播映畫的結盟方式,在節目類型上戲劇與電影在不同戲院分流,成為兩家市營戲院聯合經營獨大的局面,而不再如奠基期數個戲院競爭的態勢(大舞臺雖曾短暫轉型經營日本映畫放映,但是基本上不對宮古座方面構成威脅)。宮古座方面獨大的情形在1930年底臺南世界館落成後起了變化,臺南世界館清楚定位為專映映畫的電影館,而其設備新穎,對宮古座方面形成強大威脅。宮古座方面在1931年捨棄老舊的戎館,將日本映畫與演劇活動都移到宮古座來,形成雙雄爭霸競爭日人觀眾市場的態勢,這樣的競爭關係一直持續到1945年。

另一方面,大舞臺的觀眾群與其他日人經營戲院的觀眾群原本是區隔的,並不構成直接的競爭關係,然而1928年9月日人澤田三郎進駐經營大舞臺放映日本映畫,直到1930年1月為止,可謂大舞臺短暫捲入日人戲院經營的競爭。1931年宮古座將日本映畫的播映從戎館移走後,戎館就委由臺人經營,改映中國電影,而後更直接將所有權轉手給臺人,並於1935年建新戎館,節目以中國電影及戲曲為主,成為與大舞臺競爭臺灣觀眾市場的強勁對手。1937年開始推行皇民化運動後,新戎館與大舞臺的節目類型便不得不轉型,到了1941年皇民奉公會時期,中國戲曲與電影及臺灣的歌仔戲都被嚴格禁止,新戎館改映日本映畫,大舞臺多上演職業新劇團的演出,如此的情形持續到1945年。

從1928年到1945年前後約18年的時間,戲院經營大致穩健,在戲院建築材質與樣式都超脫出奠基期戲院的窠臼而顯現出對現代性的追求,節目類型上多以映畫為主,臺南世界館與宮古座競爭日人觀眾市場,新戎館與大舞臺競爭臺人觀眾市場,基本上形成二加二的戲院生態結構。縱使在進入皇民化時期之後,官方統制力量更積極介入演藝事業的管制,而非全然由市場供需決定戲院的發展,但是不論成因而就結果來看,1928年到1945年可謂日治時期臺南市商業戲院進入較為穩定發展的成熟期,而此時期的戲院生態結構也成為今日廣泛流傳的日治時期臺南市四大戲院的樣貌。

(二)日治時期臺南市戲院的分佈區域、建築樣式及其表徵

日治時期臺南市戲院的分佈大致集中於三個區域,考察各個區域戲院的建築樣式、內部空間構成與命名的異同,可以窺見其表徵不同的意涵。在萌芽期與奠基期興建的六間戲院中,除了大黑座寄席位於本町,其他劇場位置集中在臺南市的兩個區域,一個區域是南座與大舞臺所在的西門町一丁目(圖1上方圓形虛線的區域),而另一個區域是臺南座、戎座、新泉座所在的錦町三丁目(圖1中間圓形虛線的區域)。這六間戲院中,只有大舞臺為西式混凝土磚造建築,命名亦直接承襲上海的西式戲院以「舞臺」命名之風,其他戲院都是傳統日式劇場木造建築,以「座」為名,是對日本劇場傳統加以沿襲的表徵。若細究上述兩個戲院分佈區域的意涵,可發現西門町一丁目鄰近清代以來臺南市傳統商區五條港一帶,隱含訴求臺灣觀眾之意,臺人合資設置的大舞臺自然如此,而高松豐次郎興建南座時也有雄心壯志要建立突破日臺藩籬的娛樂事業;反觀錦町三丁目在府城十字大街以南,是日人活躍的商業區,設置的戲院較侷限於對日人觀眾的訴求。

 

圖1、日治時期臺南市戲院分佈區域圖。日治時期臺南市戲院除了大黑座寄席位於本町四丁目一帶,其他戲院皆分佈於三個區域:南座與大舞臺位於上方圓形虛線西門町一丁目一帶;臺南座、戎座與新泉座位於中間圓形虛線錦町三丁目一帶;宮古座、新戎館與臺南世界館位於下方橢圓形虛線西門町四丁目及田町一帶。

邁入1928年成熟期,新設立的戲院都捨棄上述兩個傳統商業區而往西南移向新興商業區。宮古座座落在西門町四丁目、臺南世界館與新戎館位於田町一帶,所在的區域正是有臺南銀座之稱的末廣町向西的延伸,是日治後期1932年後臺南市新興的商業區域(圖1中橢圓形虛線的區域)。成熟期的新設戲院建築捨棄木材構造,採用源自西方的混凝土磚造建材與工法,並結合新的建築樣式興建戲院。宮古座仿照東京歌舞伎座突破性的先例,挪用較為恢宏的傳統寺殿樣式作為劇場建築的樣式,是對戲院傳統樣式的改造與升級,仍以「座」為名。而臺南世界館及新戎館刻意跳脫日本傳統建築樣式,採用西方現代的建築樣式及藝術裝飾風格的建築元素,兩者皆以「館」為名,標舉以映畫放映為主要節目類型。臺南世界館及新戎館的舞臺都改採用西方鏡框式舞臺,觀眾席則強調設置椅子席取代疊席榻榻米,觀眾不必再脫鞋入內,臺南世界館甚至是全臺第一個設椅子席的常設館戲院,而宮古座也在1939年將疊席榻榻米觀眾席改造為椅子席,由此可見戲院演變的趨勢。

整體而言,就成熟期興建的戲院的地點分佈、戲院命名、戲院建築的外觀樣式、戲院內部的舞臺與觀眾席樣式、經營的節目類型來說,皆刻意展現出其與以往戲院之不同,1928年興建的宮古座作為對日本戲院傳統的革新,而1930年以後興建的臺南世界館及新戎館則是對日本戲院傳統的徹底割裂,轉而追求西化與現代化的表現,這也可視為當時時代文化氛圍的表徵。

(三)日治時期臺南市戲院日臺分流的情形

日治時期臺南市戲院就所有者與經營者、觀眾群、節目類型基本上都是日臺分流的,以下分別陳述。在戲院的所有者及經營者方面,大舞臺及1935年後的新戎館是臺灣人所有的戲院,其他的戲院都是日人所有,唯一例外就是南座曾在1911年間短暫為臺灣人所有。臺灣人戲院由臺灣人經營,日人戲院由日人經營,唯二例外是日人澤田三郎曾在1928年9月到1931年1月經營臺灣人所有的大舞臺,而鐘樹欉曾於1931年後數年間經營日人所有的戲院戎館。所以無論是戲院的所有者或經營者,臺日分流是普遍的現象。

日人戲院所有者通常專職,視戲院為產業來經營,所有者也經常就是經營者,如高松豐次郎與片岡文次郎先後經營南座、小林熊吉經營戎座、澤田三郎經營臺南世界館等。若戲院所有者不自己經營,也會引進專業經營者,如飯島一郎曾經營新泉座、今福商會與澤田三郎曾先後經營戎座。反觀大舞臺株式會社的臺籍社長及株主們,通常僅是業餘投資大舞臺而不專注於經營,初期找來的戲院園丁也不諳戲院經營之道,直到1923年以後大舞臺才開始有專業而積極的經營者蔡祥擔任園丁。而1931年開始經營戎館的鐘樹欉,更於1935年興建經營新戎館,是臺南首位臺籍人士身兼戲院所有人及戲院經營者。整體而言,日人戲院的設立皆是以產業來經營,臺灣人經營戲院初期業餘性質濃厚,到1920年代以後才開始出現產業化的專業經營。

論及戲院節目類型與戲院觀眾,基於慣用的語言不同,日本觀眾偏好日人經營的戲院節目,臺灣觀眾多數偏好臺人經營的戲院節目,日人觀眾與臺人觀眾的市場彼此區隔。[16]日人經營的戲院主要訴求日人觀眾(縱使曾有高松豐次郎短暫經營南座,嘗試打破日臺觀眾隔閡而未果),但是在臺南市的日人觀眾數不夠多,所以在1928年以前三家日人經營的戲院彼此競爭的時期,市場三分而觀眾分散,每家戲院的經營都艱困。到1928年以後日人經營的戲院經過整併,戲院數目減少,基本上可以平衡維持戲院經營。日人戲院節目包含舊劇、新劇、歌舞、連鎖劇等日本戲劇,以及日本與西方的活動寫真、映畫等。

臺人經營的戲院訴求臺人觀眾,1911年興建的臺人戲院大舞臺採用西方建築的樣式,建築規模遠比當時的日人戲院宏大,以上演中國戲曲為主,成為臺灣人經營者與臺灣觀眾的獨特場域。縱使大舞臺經營不見得積極專業,但因為是一枝獨秀的獨占市場,倒也經營得過去。1923年蔡祥接手後,大舞臺的經營轉為積極,除了中國戲班演出,也培養在地戲班演出歌仔戲及京戲,並放映中國電影。第二家臺人經營的戲院是1932年後的戎館,當時日人委由臺人鐘樹欉經營放映中國電影,轉而訴求臺人觀眾,大舞臺才開始有了競爭對手。1935年新戎館落成,除了延續中國電影的放映,也設置舞臺開始上演戲曲或歌仔戲,節目類型開始完全與大舞臺重疊,然而無論是戲院建築與設施、戲院地點、新戎館都優於大舞臺。到了1937年實施皇民化運動後,這些原本訴求臺人觀眾的節目類型都被禁止,因日本殖民政府有計劃地介入,臺人觀眾的市場需求不再被直接滿足,新戎館開始轉映西洋及日本電影為主,而大舞臺主要靠歌仔戲班轉型的職業新劇團演出,來訴求一般臺灣觀眾。

日治時期臺南市商業戲院的節目類型處於一種百花爭鳴而不斷交替演變的狀態,現場表演的節目有日本舊劇、新劇、歌舞、連鎖劇、中國戲曲、臺灣歌仔戲、臺灣業餘新劇(文化劇)、臺灣職業新劇,而電影放映也從早期的新聞片式的活動寫真,到後期的日本、中國和西方(主要是美國)的各國劇情片映畫電影。商業戲院作為不同娛樂形式的競逐場域,促成不同劇種之間與演劇與電影之間的競爭、交流融匯與興替,然而節目類型基本上仍是依循戲院而日臺分流,即使到了皇民化運動之後,仍隱約如此。

作為本文最終的結語,筆者想重申本文期盼達成的目標與對未來研究的期待。在文中述及的戲院場域中,發生著各種戲劇與電影的交疊更替、融匯與歧出的現象,這除了是傳播與表達媒介、藝術形式層面的演變,也反映了臺灣在日本殖民統治時期,各種政治、文化、社會力量彼此的影響與衝撞。期盼本研究的釐清與發現,能對於日治時期臺南市商業戲院的概況有較完整的瞭解,同時也期待能夠為更進一步對在臺南地區以及在整個臺灣的戲劇與電影發展研究,乃至於透過戲劇與電影來解析當時社會現象的研究,提供一個穩固的基礎與出發點,而不必在浩瀚如海的零散資料中,從頭開始摸索而事倍功半。

引用書目

  • 中文書目

三澤真美惠。2001。《殖民地下的「銀幕」:台灣總督府電影政策之研究(1895-1942)》。臺北:前衛。

三澤真美惠著,李文卿、許時嘉 譯。2012。《在「帝國」與「祖國」的夾縫間:日治時期台灣電影人的交涉與跨境》。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王姿雅。2010。《從影像巡映到台灣文化人的電影體驗──以中日戰爭前為範疇》。新竹:國立清華大學臺灣文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王偉莉。2009。《日治時期臺中市區的戲院經營(1902-1945)》。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王櫻芬。2008。《聽見殖民地: 黑澤隆朝與戰時臺灣音樂調查(1943)》。臺北:臺灣大學圖書館。

石婉舜。2010a。《搬演「臺灣」:日治時期臺灣的劇場、現代化與主體型構》。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戲劇學系博士論文。

石婉舜。2010b。〈殖民地版新派劇的創成-「臺灣正劇」的美學與政治〉。《戲劇學刊》12:35-71。

石婉舜。2012。〈高松豐次郎與臺灣現代劇場的揭幕〉。《戲劇研究》10:35-68。

石婉舜。2015。〈尋歡作樂者的淚滴——戲院、歌仔戲與殖民地的觀眾〉。《「帝國」在臺灣: 殖民地臺灣的時空、知識與情感》。李承機、李育霖主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37-275。

何培齊 編撰、國家圖書館閱覽組編。2007。《日治時期的臺南》。臺北:國家圖書館。

吳昭明。2010。《三五明月映台江》。臺南:東門美術館。

呂訴上。1961。《臺灣電影戲劇史》。臺北:銀華。

李玉瑾 編。2015。《雜誌臺灣公論鳥瞰圖選集》。新北:國立臺灣圖書館。

依田熹家。1995。《日本通史》。臺北:揚智。

卓于綉。2008。《日治時期電影的文化建制:1927-1937》。新竹:國立交通大學社會與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周菊香。2003。《府城今昔》。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

林永昌。2005。《台南市歌仔戲的發展與變遷》。國立成功大學博士論文。

林永昌。2006。《台南市歌仔戲的發展與變遷》。臺南市:臺南市立圖書館。

林秀澧。2002。《台灣戲院變遷 – 觀影空間文化形式探討》。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研究所碩士論文。

林柏維。1993。《台灣文化協會滄桑》。臺北:臺原。

林鶴宜。2015。《臺灣戲劇史(增修版)》。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河竹登志夫 著,叢林春 譯。1999。《戲劇舞臺上的日本美學觀》。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邱坤良。1992。《舊劇與新劇:日治時期臺灣戲劇之研究(1895-1945)》。臺北:自立晚報。

邱坤良。2008。《漂浪舞台:台灣大眾劇場年代》。臺北:遠流。

柯萬榮。1931。《臺南州名士錄》。臺南:臺南州名士錄編纂局。

徐亞湘 主編。2004。《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曲資料檢索光碟》。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徐亞湘。2000。《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台灣》。臺北:南天。

徐亞湘。2006。《日治時期臺灣戲曲史論:現代化作用下的劇種與劇場》。臺北:南天。

郡司正胜 著,李墨 譯註。2004。《歌舞伎入門》。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

張啟豐。2004。《清代臺灣戲曲活動與發展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論文。

許丙丁。1956。〈臺南地方戲劇(三)〉。《臺南文化》,第5卷,第1期:31-40。

陳秀琍、姚嵐齡。2015。《林百貨:臺南銀座摩登五棧樓》。臺北:前衛。

陳聰信。2005。《臺南市轄境內鄉土地名尋源》。臺南:國立臺南大學臺灣文化研究所碩士論文。

傅朝卿。2013。《台灣建築的式樣脈絡》。臺北:五南。

黃信彰。2010。《工運歌聲反殖民:盧丙丁與林氏好的年代》。臺北:臺北市文化局。

黃愛華。2011。〈上海笑舞臺的變遷及演劇活動考論〉。《清末民初新潮演劇研究》。袁國興 主編。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297-315。

楊貞霞。2008a。〈喧囂的片段─台南老戲院(之一)〉。《王城氣度》,第26期:6-11。

楊貞霞。2008b。〈如戲的人生─台南老戲院(之二)〉。《王城氣度》,第27期:1-13。

葉龍彥。1995。《光復初期台灣電影史》。臺北:國家電影資料館。

葉龍彥。1996。《新竹市戲院誌》。新竹:新竹市文化基金會。

葉龍彥。1997。《台北西門町電影史》。臺北:國家電影資料館。

葉龍彥。1998。《日治時期台灣電影史》。臺北:玉山社。

葉龍彥。2004。《台灣老戲院》。臺北:遠足文化。

臺南市文獻委員會。1958。《臺南市志稿卷六人物志》。臺南:臺南市文獻委員會。

臺南市政府。1978。《臺南市志卷首》。臺南:臺南市政府。

蔣朝根 編著。2006。《蔣渭水留真集》。臺北:臺北市文獻委員會。

鄭樑生。2006。《日本古代史》。臺北:三民。

  • 日文書目

大園市藏。1916。《臺灣人物誌》。臺北:谷澤書店。

大園市藏。1930a。《科學と人物》。臺北:日本植民地批判社。

大園市藏。1930b。《事業界と人物》。臺北:日本植民地批判社。

大澤貞吉。1959。《臺灣關係人名簿》。橫濱:愛光新聞社。

小山權太郎。1930。《臺南市大觀》。臺北:南國寫真大觀社。

山川岩吉。1919。《臺南市改正町名地番便覽》。臺南:臺灣經世新報社南部支局

不詳。1935。〈宮古座〉、〈世界館〉。《臺灣藝術新報》(1)2:51。臺北:臺灣藝術新報社。

不詳。1938。〈宮古座の改造〉。《臺灣自治評論》(3)3:107-108。臺北:臺灣自治評論社。

不詳。1939。〈宮古座いよいよ椅子席に改造さる〉。《臺灣公論》(4)7:11。臺北:臺灣公論社。

吉田寅太郎。1933。《續財界人の橫顏》。臺北:經濟春秋社。

安倍安吉。1937。《臺南州觀光案內》。臺南:臺南州觀光案內社。

岩崎潔治。1912。《台灣實業家名鑑》。臺北:臺灣雜誌社。

枠本誠一。1928。《臺灣は動く》。臺北:日本及殖民社。

南部物產共進會協贊會編。1911。《南部臺灣》。南部物產共進會協贊會。

國際映画通信社編。1930。《日本映画事業總覽昭和五年版》。東京:國際映画通信社

勝山吉作編。1931。《台灣紹介最新寫真集》。臺北:勝山寫真館。

臺南市勸業協會。1934。《臺南市商工案內》。臺南:臺南市勸業協會。

臺灣交通問題調查研究會。1938。《旅と運輸》14。臺北:臺灣交通問題調查研究會。

臺灣新聞社。1918。《臺灣商工便覽(大正7年版)》。臺中:臺灣新聞社。

臺灣新聞社。1919。《臺灣商工便覽(大正8年版)》。臺中:臺灣新聞社。

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1934。《臺灣鐵道旅行案內(昭和九年版)》。臺北:臺灣總督府交通局鐵道部。

興南新聞社。1943。《臺灣人士鑑》。臺北:興南新聞社。

  • 電子資料庫與網路文獻

《臺灣日日新報》電子資料庫。臺北:大鐸資訊。

《臺灣日日新報–漢珍/YUMANI清晰電子版》電子資料庫。臺北:漢珍數位圖書。

《漢文臺灣日日新報》電子資料庫。臺北:漢珍數位圖書。

《日治時期台灣報刊戲曲資料檢索光碟》。徐亞湘 主編。宜蘭:國立傳統藝術中心。

中國近代報刊電子資料庫-《臺灣民報》系列。北京:中國教育圖書進出口有限公司。

「臺灣電影史研究史料資料庫」。李道明 主編。http://twfilmdata.tnua.edu.tw/。擷取日期:2016年6月。

「臺灣日記知識庫-吳新榮日記」。中央研究院台灣史研究所。http://taco.ith.sinica.edu.tw/tdk/%E5%90%B3%E6%96%B0%E6%A6%AE%E6%97%A5%E8%A8%98。擷取日期:2016年8月。

  • 報紙紙本

《臺南新報》復刻本。吳青霞總編輯。2009。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南市立圖書館。

《臺灣日報》復刻本。吳青霞總編輯。2011-2012。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臺南市立圖書館;新北:國立中央圖書館臺灣分館;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

《臺灣日日新報》復刻本。1994-1995。臺北:五南圖書。

  • 地圖

不詳。1907。〈臺南市街全圖〉。黃武達編著。2006。《日治時期臺灣都市發展地圖集》。臺北:南天。

不詳。1929。〈臺南市區改正圖〉。黃武達編著。2006。《日治時期臺灣都市發展地圖集》。臺北:南天。

木谷佐一。1929。〈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第170號 – 臺南市〉。東京:東京交通社。

木谷彰佑。1936。〈大日本職業別明細圖第448號 – 臺南市〉。黃武達編著。2006。《日治時期臺灣都市發展地圖集》。臺北:南天。

黑田菊之助。1915。〈臺南市全圖〉。黃武達編著。2006。《日治時期臺灣都市發展地圖集》。臺北:南天。

 

[1]本研究承蒙漢珍與大鐸公司提供電子資料庫試用、八木榛名小姐協助翻譯日文資料,特此一併致謝。

[2]日人1895年領臺後設臺南縣,1901年改設臺南廳,1920年改設臺南州,下轄臺南市之範圍約為清代府城圍牆以內的區域,此即本文所討論的空間範圍,約相當於今日臺南市的中西區及其鄰近的區域。日治時期臺南地區行政區域劃分沿革可參考《臺南市志卷首》。(臺南市政府1978:167-183)

[3]漢人大量移民來臺灣之前,臺灣社會的主要居民是臺灣的原住民,原住民的祭儀中雖包含著戲劇性的元素,但是與本文所論及的戲劇活動性質不同而未列入討論。

[4]這些關於日治時期臺南市戲院的資訊錯誤之處會在後文說明並指正。

[5]1937年4月《臺南新報》更名為《臺灣日報》。現存《臺南新報》與《臺灣日報》並不齊全,限制對特定年份戲院發展關鍵資訊的判讀。《臺南新報》現存報刊的年月份臚列如下:大正十年[1921](5-6,9-12)-大正十五年[1926]、昭和二年[1927](1-4)、昭和五年[1930](1-2,5-6,9-10)、昭和七年[1932](1-6)、昭和八年[1933](1-4,9-12)、昭和九年[1934](1-7,11-12)、昭和十年[1935](2,5,7-9)、昭和十一年[1936](1-2,4,8,10)、昭和十二年[1937](1)。《臺灣日報》現存報刊的年月份臚列如下:昭和十二年[1937](4,6,8,11)、昭和十三年[1938](2-3,5-9,11)、昭和十四年[1939](1-5,7,10,12)、昭和十五年[1940](2,5-12)、昭和十六年[1941](1-8,10-12)、昭和十七年[1942](1-8,12)、昭和十八年[1943](2-4,7-10)、昭和十九年[1944](1-2)。

[6]李道明建立的「臺灣電影史研究史料資料庫」至2015年7月底完成第一年計劃的資料蒐集與上線,建置《臺灣日日新報》1897年至1924年共892則資料、《臺南新報》1921年5月至1924年12月共1172則資料,截至本文書寫期間,1924年以後的資料仍未完成上線,其所蒐集之報刊資料皆以電影相關為主。

[7] 本文引用報紙資料頻繁,為方便閱讀,並精簡文章長度,文中對引用報紙資料出處的標註,皆省略標點符號。

[8]日本在明治大正時期慣稱當時的電影為活動寫真(motion picture直譯語),在大正後期慣稱當時的電影為映畫。

[9]日治時期嘉義亦有一戲院稱為南座,於1920年底落成,可容兩千人(《臺灣日日新報》1920-12-25 第6版第7382號),實與臺南之南座為不同戲院。

[10]南座於1908年10月開始營業,葉龍彥(2004:59)誤指為1915年。另外,徐亞湘在《日治時期中國戲班在台灣》中提及1906年曾有福州三慶班在南座演出(徐亞湘2000:241),查詢相關報刊資料,只有福州三慶班擬於臺南座演出的訊息:「臺南短札新劇將演 臺北鳴盛組梨園所聘戲子。多來自福州者(即三慶班)…聞擬於近日下南假臺南座扮演。其劇目亦已擬定。」(《漢文臺灣日日新報》1906-11-06第4版第2556號)推測徐亞湘所述1906年福州三慶班曾於南座演出,可能為臺南座之誤植。

[11] 葉龍彥(2004:59)誤指大舞臺為1912年落成。

[12]本論文聚焦於日治時期戲院發展,標示戎座訖於1945年。實則戎座1935年落成的新場館(新戎館)由臺灣人經營,原經營者在戰後1946年將戲院改名赤崁戲院繼續營業。除了新戎館,在戰後仍存在的戲院還有宮古座與臺南世界館,但是二者在戰前皆為日人經營,故戰後日人離臺後完全由新的經營者經營,此點與新戎館不同,特此說明。

[13]全美戲院老闆臺南耆老吳義垣接受林永昌訪談時,提及戎館為臺灣人所有(林永昌2006:284),容易誤導為戎館向來皆為臺灣人所有,實為以偏概全之論。

[14]「戎座」與「エビス座」的名稱交替出現的情形可見於報紙廣告中,例如1925年1月27日電影廣告出現エビス座(《臺南新報》1925-01-27第7版第8242號),1月30日、2月4日廣告又為戎座(《臺南新報》1925-01-30第7版第8245號;1925-02-04第7版第8250號),2月8日以後所有2月份的10則廣告皆為エビス座(《臺南新報》1925-02-08第11版第8254號;1925-02-10第7版第8256號;1925-02-11第7版第8257號;1925-02-12第7版第8258號;1925-02-18第1版第8264號;1925-02-22第11版第8268號;1925-02-23第7版第8269號;1925-02-25第11版第8271號;1925-02-26第1版第8272號;1925-02-27第1版第8273號),然而3月6日當天的廣告在不同版面分別出現戎座與エビス座(《臺南新報》1925-03-06第3版第8280號;1925-03-06第7版第8280號),3月7日廣告又出現戎座(《臺南新報》1925-03-07第7版第8281號),3月8日又為エビス座(《臺南新報》1925-03-08第11版第8282號)。

[15]臺南耆老全美戲院老闆吳義垣接受訪談時,提及世界館、宮古座等在大舞臺之前興建(林永昌2006:284),實為錯誤訊息。

[16]三澤真美惠探討日治時期臺灣電影的普及情形(專論電影而未論戲劇),也以「區隔式普及」來描繪不同電影放映管道設定的觀眾群,存在著日臺區隔的現象。(三澤真美惠2012:48-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