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統治下的朝鮮電影和日本電影界」

佐藤忠男

 從日俄戰爭勝利後四年的1910年起到太平洋戰爭戰敗的1945年為止,日本統治著朝鮮。朝鮮原為李王朝所統治的獨立國家,但是日本軍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以朝鮮半島為戰場分別與中國和俄國作戰,以軍事力量將朝鮮置於日本統治之下,自認為擁有朝鮮。

    將朝鮮進行殖民地化的是日本政治家伊藤博文。他所採取的形式是賦予朝鮮李王朝的王族成員日本皇族的身分,以此手段將日本和朝鮮這兩個國家合併,以進行朝鮮的殖民化。他首先讓朝鮮李王朝的皇太子以日本留學生的身分前往日本。此時在朝鮮則形成人們都認為皇太子成為人質被帶到日本去的不安氣氛。於是伊藤博文把日本的幾家電影公司的社長叫來,邀請(命令)他們去拍攝朝鮮皇太子在日本作為天皇的客人備受禮遇的電影。當時遇到伊藤博文的吉澤商會這間電影公司的社長說,製作這些影片是為了要在朝鮮放映,以壓抑當時朝鮮人民的反日活動。事實上,因為被伊藤博文要求而製作的紀錄影片有好幾部,當時的影片膠卷片段現在也還殘存著。雖然不知道這些影片到底有沒有產生效果,但我們可以認為伊藤博文無疑是政治家中最早利用電影於政治的人。

 當時電影製作在日本已經相當發達。在朝鮮,則是據說到1919年才有所謂的連鎖劇的電影首次被製作出來,也就是在舞台劇的演出中間放下銀幕放映影片給觀眾觀看。到1923年朝鮮才首次拍攝出完整的電影短片,據說是日本的朝鮮總督府遞信局為推廣儲蓄所製作的啟蒙宣傳片,這樣的影片在當時的日本也被大量地製作出來。之後,也有由日本人製作的電影,然後逐漸地朝鮮人也開始製作電影。在日本流行的通俗劇,例如《籠中鳥》或《金色夜叉》好像也被改編重拍。日本電影似乎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日本電影在全世界中相當具有特色的應該是無聲電影時代時的辯士這個職業。在放映電影時朗讀對白,甚至連故事內容都加以說明的辯士,只有日本、朝鮮、台灣和泰國才有。為何會產生那樣的職業呢?我認為是因為在日本的歌舞伎或能劇等演藝活動中,表演的演員旁也常有說出對白或唱和故事的解說人或合唱團的存在,或是在路上販賣商品的商人叫賣時也彷彿在述說故事般,這樣的背景當然也會被應用至當時作為新興娛樂的電影這個媒體上。

 台灣和朝鮮的電影史始於日本統治時期,當然由日本帶入許多新鮮的文化。因此作為日本獨特的習慣,與電影結合的辯士,想當然爾也會成為台灣和朝鮮電影重要的一部分。在泰國,正式在這個國家放映電影的據說是日本人,因此電影在泰語被稱為”jipun”,也就是「日本」的諧音。因此泰國人會培養辯士這種人。即使當有聲電影出現後,外國片在泰國各地巡迴放映時,還是會刻意將影片原來的聲音調低,改為較受歡迎的辯士說明的方式。我在1970年代初次造訪泰國時,這樣說明的形式還存在著。

    即便是這種辯士的說明方式,朝鮮好像也有特別令人感興趣的不同使用方式。在1926年上映的羅雲奎擔任編導與主演的默片《阿里郎》這部作品,雖然不管是膠卷或劇本都沒留下而無法實證,但被傳說是朝鮮電影史上最高天才的傑作。

 這個作品的主人公是叫做「英鎮」的男子,在首爾的學校讀書時,因為參加1919年的「三・一獨立運動」被日本警察逮捕,因為受到拷問而精神失常,返回到故鄉的村落。雖說電影是這樣的設定,可是電影在日本統治時期必須接受日本警察的檢查,因此這樣的設定在電影表現當中不可能發生。所以可以想見在當時的電影放映中也只能看到不知為何精神失常的青年出現的畫面。只是說不定辯士在說明過程中會稍稍暗示是「三・一獨立運動」造成的吧。當時的電影院常有日本警察監看,也會為警察準備特別的座位。這個狀況也不只在朝鮮才有,在當時日本國內也同樣存在。在檢查的過程中,如果辯士使用了禁用的言詞的話,警察有權立刻中止電影放映。但是日本警察未必都會在放映的現場出現。當警察不在的時候,辯士就用暗示的口吻說明主人公是「三・一獨立運動」的犧牲者,可以想見當時現場是如何充滿緊張和感動的氣氛。無論如何,「三・一獨立運動」是朝鮮民眾在日本統治時期表現其反對日本佔領的意志最嚴重的事件。如果讓民眾有所感受,不就演變為喚醒民族意識產生共鳴的危險了嗎?

    故事內容是主人公全家人受到村落地主的迫害,主人公因為反抗而與地主的手下起爭執,將對方殺死。接著他被日本警察抓住帶走,越過阿里郎山嶺。村落的地主是壞東西,是日本人的手下。

    因為不能公然製作反對日本統治這樣主題的電影,也只能這樣,在電影院中當日本警察不在時,由辯士偷偷暗示說明主人公是「三・一獨立運動」犧牲者,這一部分讓這部作品能表現出民族主義的思想吧。當然這只是我的想像而已,就電影本身而言可能真的是一部嶄新、充滿極佳表現的作品吧。據說它也有前衛電影般的影像表現。

    以下,引用拙著《殖民地與佔領地的電影工作》:-

    英鎮被警察拉著越過山嶺的最後場景,辯士或是歌者唱出主題歌〈阿里郎〉時,當時朝鮮的電影院整個昂揚沸騰起來。或哭,或喊,或發出朝鮮獨立萬歲呼聲的觀眾都有。這部片在當時也出人意外地在日本放映過。主題歌〈阿里郎〉作為朝鮮民謠是有代表性的,因此日本人也愛唱這首歌的旋律。但是,日本人並不認為這部片與三・一獨立運動有任何關係,似乎只是稍稍認為是悲哀民族的悲劇故事。

    羅雲奎的另一部代表作品是《尋找愛情》(1928)。這是一個人們對朝鮮生活絕望而打算移住滿洲的故事。但是他們在國境邊的圖們江的結冰上,被滿洲的馬賊和日本的國境守備隊夾擊而全軍覆沒。當中有個以前是李氏朝鮮王國軍隊小號手的老人,像對祖國滅亡獻唱般持續吹喇叭至死,他倒下後朋友們繼續接著吹奏。這部影片是用了1000位臨時演員演出的鉅作,使人聯想到民族大脫逃。日本電影檢查官員雖然決定禁映本片,但是因為影片已經大大的作了宣傳廣告,因此影片經過重新審查,剪了幾場戲後被准許放映,並將片名《越過圖們江》更改後以《尋找愛情》存在至今。

  1920年代後半葉,朝鮮電影界也不斷地製作出左翼傾向的電影,描寫貧窮的農民和工人。可是這樣的內容因為無法通過嚴格的檢查,有一半以上的內容都被剪掉。

  1930年代的前半葉,是日本擴大軍國主義的時期。日本對思想上的鎮壓變得更加嚴厲,出現在電影拍攝現場被監督審查的情況也不稀奇。許多朝鮮電影人因此絕望地出走到上海這個中國電影界的中心地去發展。他們支持當時作為朝鮮獨立運動組織的「大韓民國上海臨時政府」,協力製作了《揚子江》這部電影。這部中國片於1932年被進口到朝鮮上映。他們當中的演員金焰,不久在中國電影界也成為明星。

 1930年代重要的朝鮮導演是曾經在日本「帝國電影演藝」及「新興電影」跟著豐田四郎、溝口健二、鈴木重吉等導演學習的李圭煥導演。他的《沒有主人的渡船》(1932)是此時期朝鮮電影的代表作品,由鄉下上首爾以拉人力車為生的貧窮男人為了妻子生孩子的費用偷竊而入獄。十幾年之後,他靠著當擺渡船船頭手而生活,卻因為鐵路橋建設完成而失去工作。他的女兒差點被日本工程師的部下侵犯。他在鐵橋上面追著那個部下,揮舞斧頭將對方推下橋後,用斧頭一邊敲打鐵橋,一邊叫喊著「究竟是誰害我變成這樣的!」,之後就被行駛而來的火車輾死了。在電影檢查時,最後這個場面幾乎被剪掉了。

    1930年代後半葉,與隱藏反抗精神的悲劇性傾向不同的是,製作出來的是更傾向民族啟蒙的影片。譬如李英椿導演的《歸著地》(1939)拍攝的是關於在夜校教導孩子學習朝鮮文字的青年的故事,在作品中潛藏著反抗壓制民族語言的日本政策。或者是由日本劇作家西龜元貞編劇、崔寅奎導演的作品《無家可歸的天使》(1941),是孤兒青年善導流浪兒的故事。最後是由日本劇作家八木保太郎和崔寅奎導演合作的作品《授業料》 (1940)這部作品。故事描述一位教師溫暖地引導因為貧窮交不出學費而討厭來學校上課的孩子的故事。本片以小學生的作文為原作,是一部透過孩子的眼光來看當時朝鮮貧困生活的尖銳寫實主義優秀作品。本片由東和商事引進,在大阪公開放映過。影片雖然在日本受到善意的評論,並受到歡迎,但是文部省的官員卻批評指出在日本統治下的朝鮮不可能有付不出學費的小學生。因為無法得到文部省的推薦,本片無法在東京放映。其實當時即便在日本國內也有付不出學費的小學生的情景,這是當時的實況。

    在上海活躍後返國的全昌根自導自演的《福地萬里》(1941),是關於拋棄故鄉由各地前來滿洲國共同進行砍伐事業,打算建設烏托邦國家的人們的故事。但是他因為這部作品被逮捕入獄三個月,原因是這樣的共同建設事業好像是在暗示社會主義。

  1942年,也就是日本加入太平洋戰爭的翌年,日本發佈「朝鮮電影令」,把朝鮮的電影產業全部置於其統治之下。10家朝鮮電影公司全部被關閉,由朝鮮總督府設立了其御用的電影公司「朝鮮映画製作株式會社」。之後,這家電影公司製作了許多宣傳日本政策的電影。而朝鮮的電影人也變成非遵從日本的政策不可。至這個時期為止,朝鮮的電影人以身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手下而製作電影的導演只有一位,名叫李英一。

    朝鮮映画株式會社由日本請來導演、工作人員及演員,製作了要朝鮮人要向日本效忠的電影。豐田四郎1943年執導的《年輕人》就是這樣的例子。在當時,日本政府因為日軍兵力不足,不得不在朝鮮推行徵兵制。這部片即是為了呼籲朝鮮青年參加日軍和表現忠誠所製作的宣傳片,是由日本的朝鮮總督府和朝鮮軍(統治朝鮮的日軍)司令部支援、朝鮮映画株式會社製作的。雖然本片主要是以在朝鮮放映為目的所拍攝的電影,但是後來也在日本做公開放映。工作人員除豐田四郎導演外,有編劇八田尚之、攝影三浦光雄、主演的丸山定夫等人,都是日本電影界第一流的人們。

 故事的內容如下:

 在朝鮮某初中的學生們正進行著軍事操練。教官是日本人北村少校(丸山定夫主演)。他特別注意正在調整步伐行進的朝鮮學生柳吉男這個人,因為他的左腳稍顯不自然地行走著。行進結束後,北村少校說:「在今天的操練中表現最棒的是柳生」,對柳吉男予以褒獎。他讓柳吉男脫掉左腳的鞋子,果然,他的鞋子磨損到鞋底釘子跑出來了。他的左腳都沾滿了鮮血,但儘管如此,他仍然忍耐地調整步伐行進。北村教官雖然明白這件事,但他還是讓大家持續行進。竟然有如此忠實的朝鮮人忠於日本人的情感命令啊。就是因為這樣,電影表現出朝鮮人也可以變成日本人的。被北村少校讚揚的柳吉男回答說:「松田老師教導並且訓誡我們,不管遇到怎樣的困難,到倒下去為止,都得堅持下來的,就是日本精神」。

 松田老師指的是朝鮮人老師黃某。影片拍攝他在精神上比日本人更加具有日本精神的個性,描述他本身如何熱情地讓朝鮮學生日本化。北村少校在回學校的路上,順道到舊回收二手店舖為柳生買了士兵鞋,表現出日本人雖然嚴格,但同時也有和善這樣的一面。實際上,當時日本人在朝鮮行使的是暴力統治,如果由這樣的現實來做對比,其實本片是相當偽善的。北村少校甚至還為松田老師的親事幫忙牽線。朝鮮徵兵制公佈後,學生們感到非常高興。柳生也打算成為幹部候補生。但是志願就讀陸軍軍官學校的中山卻因為遭到父親反對而苦惱著。柳生則因為在健康檢查中被發現疑似感染結核,被要求要從現在開始接受治療才可醫好,所以一邊煩惱一邊療養。

    故事的高潮是學生們在雪山進行一週的滑雪行進演習。一行人在松田老師的率領下,被暴風雪襲擊遇難。但是日軍的聯隊長發出「天皇陛下的孩子我們一個人也不能丟下,軍隊不顧任何犧牲也要救出全體人員」這樣的命令,日本軍全員出動來拯救全體師生。

    如上所述,這部電影描述說,日本人在殖民地朝鮮的學校中對朝鮮青少年嚴厲但帶著愛心地指導,而這些青少年也極為忠實地遵從日本人的指導。

 這其實是相當背離殖民統治下悲慘現實的內容。在現實的朝鮮,日本不只在生產面進行榨取,還強制將許多朝鮮人帶到日本的煤礦,讓他們成為奴隸般的勞動力,這樣的事態一直持續進行著。這部電影也拍攝出朝鮮人在學校不使用朝鮮語,或者只用日語這種破壞民族文化的做法。正因為有此種日本人的暴力和對朝鮮人蔑視的強烈反彈,才會強烈地燃起朝鮮人不想受日本統治和對民族主義的驕傲和熱情。

    《年輕人》本來就是國策宣傳電影,不是追求寫實的寫實主義電影。但是我也不認為在當時的日本,作為具有良心且認真製作電影而被公認有名聲的豐田四郎和八田尚之,他們不會因為反正是宣傳片所以整部片的內容都是謊話連篇也不介意。他們也由自己的立場考量,就某種程度拍攝出實際狀況,即便多少有點美化,他們也思考過作為理想目標應有的內容。在當時若對日本不忠實就不能成功的條件下,朝鮮青少年們積極相信由日本所執行的日本人化的教育,這樣的人應該也相當多吧。正因為如此,將那樣一面擴大解釋為日本指導的正統正確性,而將其他的要素完全排除於視野之外,則上述的故事內容就得以製作出來了。

    豐田導演在執導《年輕人》之前,三年前在東京製作的有聲電影《奧村五百子》當中,敘述「愛國婦人會」這個右翼婦女團體領導人的女主角,在朝鮮擔任女性運動領導人的活動。在這部電影當中,理所當然地敘說著日本人是朝鮮人的指導者這樣的想法。導演本身大概是遵守當時日本政府推動的「內地朝鮮一體」的政策,也許當時現實的日本人也相信就像這些電影描繪的內容一樣,只要正直的活著差異就會弭平吧。豐田四郎本身也培養了數個朝鮮人副導演。他之後也懷念地談著在韓國南北活躍著的這些人的話題。1945年第二次大戰日本投降,朝鮮獨立,殖民統治終於結束。

 -以上,引用自本人著作

 我對韓國電影的存在變得相當關心是在1982年被招待到菲律賓參加馬尼拉電影節的時候。當時有一個小單元放映了亞洲各國的作品,我認為是難得貴重的機會而去見學了。在那裡我看了一部叫做《曼陀羅》(1981)的韓國電影,雖然沒有對白也不明白故事,但是我非常感動。因此我到處尋找推薦這部電影的評審委員來自韓國的英國文學教授。我把我受到的感動像發狂似的比手畫腳傳達給他。我作為電影評論家的一個美德,是在受到感動時無論如何都要表達給對方知道。不久之後,我被中國招待時,特別指定要求想觀看1930年代的作品,同樣的表達感情的方式好像也讓中國人吃了一驚。

 我大力稱讚韓國電影這樣的評價好像在韓國電影界傳開來,不久之後我被韓國電影人邀請前往首爾。當時雖然還是軍事獨裁政權的時代,我也被嚮導帶去參觀正在籌備中的電影資料館,並且得以觀看幾部在那裡的舊影片,同時又有緣認識幾位熟知韓國電影史的評論家,承蒙得到他們撰寫韓國電影史的書籍,並請日本的出版社出版。我多少知道關於韓國電影的歷史,是透過這樣的方式得到的知識。

 但是透過這樣的過程獲得的少許知識也是非常貴重的。譬如日本戰敗、朝鮮解放後馬上製作的崔寅奎導演的《自由萬歲》(1946),內容是第二次大戰中入獄的兩位朝鮮獨立運動的積極分子,在日本接近戰敗的時候逃獄重新開始地下活動。可是地下活動非常困難。其中之一說,反正日本戰敗已經是遲早的事了,我們現在可以不必勉強進行反抗運動。但是另外一位說,「我也明白,但是將我們拼命做反抗運動這樣的業績留下來也是很重要的」。

    這部電影是我相當早期透過翻譯觀看的作品,不大確定是不是這樣的,但是我聽到那樣內容,的確實深受感動。我也知道崔寅奎導演在日本殖民時代製作的親日作品《授業料》和《無家可歸的天使》受到日本評論家們讚揚,所以感動的情緒相當複雜。因為可以想像崔寅奎導演說自己真正想製作的其實是不同的電影內容。

 大約同時,我被邀請去了印尼演講關於日本電影的內容。在那裡我被這個國家的電影人請託,「希望能夠多告訴我們「勛」(Hoyon)博士在日本的經歷」。因為這位勛博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來到印尼的日本電影導演,戰後留在這個國家,一邊教當地人電影的拍攝方法,一邊為印尼的民族電影打下基礎。我返回日本調查後,才知道他們所說的勛博士的本名是許泳。他雖是朝鮮人,但是在日本是以日夏英太郎的日本名字製作了《你和我》(1944)這部電影。

    這個人是在朝鮮出生的,不過因為立志成為電影導演而來到日本,自報日本姓名為日夏英太郎,做了副導演,也寫劇本。可是想成為導演並沒那麼容易。說不定被知道是朝鮮人還會受到排擠。當時大公司的攝影所是不僱用朝鮮人為助手的。不過像「新興電影」這樣比較小的電影公司,如果被導演和明星看中意的話,也會破例雇用。豐田四郎導演當時以小規模的獨立製作人製作有良心的電影而受到關注。他常常自豪自己兩個擔任助手的朝鮮人,在戰後返回朝鮮後,分別在南韓和北韓各自成為有力的導演活躍著的這件事。

 日夏英太郎也是在小型的「牧野電影」等公司學習,不過怎麼樣也無法成為導演。他費盡心思終於獲得了機會。當時戰況不利的日軍正在募集朝鮮人志願軍。原本日軍因為對朝鮮人具有戒心,所以並不積極徵召。但是隨著戰況戰力不足,後來也就顧不了這麼多了。那時的日夏英太郎向在朝鮮的日軍總司令直接上書,希望讓自己製作募集朝鮮人志願兵的電影。因此軍方向電影界施加壓力。當時的電影膠卷和火藥的原料一樣,軍隊只要要求全部繳交過來的話,電影界就變成沒有膠卷可用。實際上,當時真的有因為軍隊的要求而讓電影圈震撼的例子。因此,當時的大電影公司松竹立刻配合讓日夏英太郎編導製作了這部電影,連演員的陣容也相當豪華。但是電影上映後松竹就後悔了,不但惡評不斷,也沒有觀眾要看。朝鮮青年志願加入日本軍後,周圍的日本人大家都變成相當友好,這樣的內容確實是居心相當明顯的宣傳片。

    日夏英太郎之後,不知是不是放棄在日本成為導演,就志願擔任軍隊報導的工作去了印尼。在那裡他與日軍的參謀組織製作了秘密謀略用的電影。他拍攝在爪哇的日軍俘虜收容所的荷蘭兵等各國俘虜像度假般在酒店中舒適生活這樣的紀錄片形式的謊言影片。這部片沒有做一般公開放映,而是直接送到澳大利亞作為謀略宣傳片來使用。可是結果也達不到那個目的。結果是,在戰敗後的東京審判中放映了這部影片,成為日軍強迫俘虜向祖國叛變的佐證證據。

 但是許泳在第二次大戰後也沒有回到日本或朝鮮,而是留在印尼。他以支持獨立軍的立場拍攝電影,製作了印尼獨立軍對抗戰後馬上回到印尼的原統治者荷蘭軍的戰鬥故事。他以印尼和荷蘭的混血年輕女性為主角,設定她對於到底要站在尋求獨立的印尼人的立場呢,還是應該站在打算殲滅印尼人的荷蘭人的立場,舉棋不定而苦惱不已這樣的前提,最終她選擇站在人民這邊共同作戰。以這樣的內容,許泳製作出《天地之間》這部他的代表作。他也因此成為印尼電影之父。如此這般他終於在人生的最後階段第一次遇上自己真正想製作的企劃內容。

    現在在此敘述日本以武力統治朝鮮時代的內容,對身為日本人的我來說,是要求我做自我批評。日本對朝鮮人做了很過份的事、日本人是如何驕傲自大等等,這些一一都令我反省。

 但是,與其說是反省,我也實在有無法理解的部分。那就是為何當時的日本檢查官員和文部省負責推薦電影的官員等等,為何對於電影中提到當時的朝鮮人貧窮這件事這麼神經質地警戒著。整體來說,當時的朝鮮人中,窮人多這件事在日本人之間是常識。即便一心想隱瞞也不是辦法,這是誰都知道的。因此也有朝鮮孩童在學校易成為霸凌對象的現象。

    我認為最容易提出的理由是:因為對貧窮的人寄予同情的內容很容易與左翼意識形態結合,因此檢查官員才會特別警戒吧。但是在《磚瓦女工》(千業泰樹,1940)裡扮演貧民窟裡的貧窮人家,和飾演朝鮮人的撿垃圾叔叔的名演員瀧澤修,大家都演得相當開朗健全,不把貧苦當成一回事。我很難想像這部電影製作完成的10年前,正是日本左翼運動巔峰的時代。

    我在想,會不會是因為當時的檢查官員為了忠於日本天皇「保證日本人和朝鮮人在天皇的統治下都是平等的」這樣的承諾呢?《授業料》這部朝鮮電影,因為故事設定為小學生因為貧窮付不出學校學費而感到羞恥不敢去上課,雖然日本老師安慰他不必為那樣的事情擔心,朝鮮人的作者、日本的評論家和觀眾都認為這個是感動人的故事,可是只有日本文部省的官員顧慮天皇當初所約定的承諾沒被實現。這樣滑稽的想法,是不是考慮過多了呢?我認為這是個到現在也還是值得討論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