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文化宣傳或國策宣揚?:在戰爭世紀中日本的電影戰略

岩本憲兒

《大綱》

在20世紀的轉換期,也就是電影誕生的時候開始,日本電影究竟是如何與戰爭產生關聯的呢?本論文主要由以下幾點內容構成。《1帝國主義和電影裝置》;近代日本與帝國主義一起,將電影裝置帶入韓國,台灣,南滿州,開始了「統治者/觀察者的眼」的電影攝影及放映活動。《2國際電影戰》;1920年代後半,日本的電影製作者·城戶四郎從經濟,商業,貿易等視點,為了與美國電影的強大進行對抗使用了「國際電影戰」這個造詞。另一方面,這個時期也發生無產階級文化運動,作為無產階級的武器使用電影裝置的議論也開始活潑起來。《3日本形象的宣傳和宣導》;由滿洲事變(柳條湖事件)開始接連退出國際聯盟的日本在國際形象惡化。為了扭轉那個惡化的形象,外交部開始認識宣傳<現代國家·文化國家>日本形象的必要性。「國際文化振興會」利用電影等多樣的宣傳媒體將<可親的日本形象>送到海外。《4文化的海外發展和電影的國策化》;1937年7月,日中戰爭正式展開,外國各國關注日本的活動。日本政府進入準備電影法及電影國策化。報紙、收音機是言論媒體統制的一環。隨著<大東亞戰爭>的擴大,日本向海外(包含佔領地)宣傳了日本文化和國策的正統性。《5結論》;日本製劇情片和佔領地文化相當不同,因此無法被接受的作品也相當多。因此究竟「日本電影」的普遍性是什麼,這樣的疑問在日本方面(特別是當地的電影放映相關人員)也不斷發生。不是宣傳(國策宣傳,文化侵略),而是為了當地觀眾需要的電影製造和放映。究竟日本的「電影戰」算是成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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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演內容

《引言》

這次的國際研討會,是從1930年代到40年代,也就是在第二次大戰時代的「電影戰」為討論主題,連續2天安排了許多的個別研究發表。我本身的發表內容再稍微擴大時代幅度,由20世紀轉換期電影誕生時候開始,日本電影是如何與戰爭產生關聯的,做概略的敘述。

1《帝國主義和電影裝置》

如眾所週知,電影從誕生開始,戰爭就成為攝影的題材。因此,當時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思想體系以看得見的形式進入電影,電影和宣傳有切也切不斷的關係。在日本關於戰爭和視覺媒體(放映媒體) 的直接關聯,首先從甲午戰爭(1894.6-1895.4)開始,不過這還是幻燈的時代,電影裝置的首次放映內容是日俄戰爭(1904.2-1905.8)以後的事了。甲午戰爭的結果,日本將台灣,日俄戰爭的結果,日本將南滿州鐵路和韓國置於本國的權益之下。韓國的第一代統監·伊藤博文積極地利用電影(1905~09期間),要求日本的電影製造企業將韓國平靜的風景和生活攝影,或攝影皇帝和統監巡幸韓國的民生視察。還有,拍攝了受日本保護的韓國皇太子受教育的情況。一方面是向日本人傳達日本統治穩定的韓國平靜狀況,一方面是向韓國人傳達皇太子安全並於日本接受優待的狀況,拉攏韓國接受日本統治的不安情緒。另一方面,滿鐵(南滿州鐵路株式會社)1923年在宣傳部設置影片記錄班,大量製造記錄影片,並且發展為日後的滿映(滿州電影協會)。滿映或是由那裡製造的明星李香蘭(山口淑子)到現在為止有相當多的研究內涵,由於也安排了四方田犬彥先生的基調講演,我就暫時不說明。

2《國際電影戰》

關於「電影戰」的造詞,事由電影業界年輕的領導人·城戶四郎(1894-977)所提出。他在評論雜誌『改造』(1928年2月號)中寫到「國際電影戰」時使用了<國際>的形容詞。就如同第一大戰後的國際聯盟誕生的象徵性一樣,當時的日本也使用了<國際>和<文化>這樣的流行語。但是如同以下所舉證說明的一樣,城戶的論點並未與戰爭有直接的關係。

城戶四郎說明;

(1) 作為包括文化,娛樂,教育,藝術產業,向世界地理中賦予了電影地位。

(2)打算向海外推進出口日本電影。為此;

A 在工商省設立電影調查部收集諸外國的訊息。

B 對外務省要求銷路擴張的支援。

C 目的在於即使就美國強大的電影國策——產業國家形象的宣傳——稍微進行對抗。

這些是他見解的背景,當然我們可以認為當時有美國「排日移民法」(1924)的關係。當時有所謂「日本人不可入境和取得國籍」這個法律,日本人認為這是「種族歧視法」,政府和民間都相當氣憤。這成為歐美的黃禍論和美國種族歧視的源頭,也引起日本政府和愛國主義的民間人士憤怒,還發展出日後日美戰預言書出版的鬧劇。

在發生滿州事變為止的1920年代和30年代初,在日本的馬克思主義和俄羅斯革命的影響很大,給予了學生·工人·農民極大的影響。特別是無產階級文化藝術運動重視電影向大眾的宣傳力,強調了「作為武器的電影」的作用。他們很強烈地意識與資本家階級的「電影戰」,但是在滿州事變後受到政府警察權力的壓制呈現毀滅狀態,相對而言「國際」「文化」「作為武器的電影」等種種概念,反而受到政府·權力的利用更加被強化。

3《日本形象的宣傳和宣導》

在這樣的狀況下,日本軍部的力量增大,引起滿州事變(1931年9月),因為日本從國際聯盟退出(1933年3月),日本形象在國際上惡化。政府和外交部為了傳達給外國<親和的日本形像>,意識到宣傳活動的重要性。在民間有1934年出版的『國際電影年鑑』電影產業經濟關係的訊息滿載,也有「世界電影國策調查資料」,報告了包括蘇聯歐美11個國家的情況。之後,『國際電影年鑑』的主編者市川彩活躍地討論「日本電影輸出到海外市場,輸出到亞洲市場」。之後內閣信息部一邊調查研究德國以外的外國電影統制內容,一邊驅使電影法制定之路。

外務省深切感悟宣傳<現代國家·文化國家>日本形象的必要性,選擇電影做為重要媒體的宣傳,1935年秋天成立了〈國際電影協會〉。那個業務被轉移到〈國際文化振興會〉(1934年4月成立>,協會將劇情片『荒城的月』(1937)輸出到歐洲之外,與德國合作『新土』(1937)。『荒城的月』是以實際存在作曲家為參考,是描寫受西洋音樂影響的日本化作品。『新土』是德國人導演Arnold Fanck描寫傳統和近代日本的電影。所謂「新土」是指<滿州>的事。〈國際文化振興會〉是外務省文部省鐵路省一元化分立活動的組織,以向海外擴大介紹日本藝術文化為目的。近衛文磨首相的弟弟音樂家,近衛秀麿對在舊金山看新聞片的時候,對觀眾對中國抱持的好感到吃驚,對比了中國善於宣傳的能力和日本對於宣傳的無能,對於日本的信息戰拙劣感受到危機感。

〈國際文化振興會〉關於影像領域,多方面的利用如作成向海外展示的幻燈板(幻燈畫和照片),支援照片雜誌『NIPPON』,寫真壁畫和歌舞伎舞蹈記錄影片『鏡獅子』(小津安二郎導演)的製造,教育歷史文化產業等介紹日本的電影製造,業餘電影的公開招募等活動。還有,出版了三次英文版的Cinema Year Book of Japan(1936-37,1938,1939),與照片一起刊載介紹日本電影的報道和照片,統計數字等等,也介紹了科教片(記錄影片)和朝鮮電影。作為蘇聯邦(俄羅斯)的電影宣傳,發行有滿鐵的俄語版「現代日本電影」(1940),特別有趣的是英文版Cinema Year Book of Japan 的主要著作者之一有岩崎昶先生。

4《文化的海外發展和電影的國策化》

根據日中戰爭的正式化(1937年7月),諸國關注日本當中,日本政府發展電影的國策化。因為日本國內的電影製造公司全部屬民營企業,政府意向無法滲入,不過,由於電影法成立(1939年4月公佈,10月實施),政府統制電影膠卷,電影企業不得不妥協。另一方面,滿映的電影製造因為不是民營,比日本國內更加快速進展國策化。同樣在朝鮮(韓國)也比日本國內快速進展國策化。關於電影法的是與非在雜誌·報紙評論被大量討論與刊載,反對的代表者有電影評論家馬克思主義者岩崎昶先生,他在電影法實施後被逮捕,執筆活動也被禁止。

所謂<國策電影>,是政府(軍部力量強)根據電影法請求製作公司,讓電影製作公司協力拍攝電影的政策。而所謂<國民電影>,是文部省和情報局向國民推薦欣賞的電影。不論是國策電影或是國民電影,成功作品非常少,觀眾對於不是戰爭和國策電影的娛樂電影和明星尋求慰藉和樂趣。電影製作公司對吸引觀眾和演出的利潤也有其不同於政府的想法。帝國日本發動<大東亞戰爭>後,對於海外利用電影作為宣傳的意欲增強,但是一旦戰爭擴大戰期拖長的話,政府也漸漸轉換方針,為了慰勞國民而承認娛樂電影的製作。國策電影當然有成功的作品,也有被軍部禁止公開的作品。譬如,記錄電影『作戰的士兵』(1939,龜井文夫導演)被批評為內容成為厭戰的「累的士兵」,不許公開。劇情片『陸軍』(1944,木下惠介導演)的最後一幕的場景是引發鬥志激揚,還是主張反戰和平,有歧異的看法,被配合拍攝的軍部給予負面評價。JAPAN TIMES Weekly, Movie Supplement (Dec.10.1942)是大東亞戰爭開始1年後,以英語製作的日本電影宣傳,宣傳了日本為<文化國家>,或是能製作電影的<科學·產業國家>。

另外,還有各大新聞的新聞片製造被合併,一元化為『日本新聞』,因為許多家庭都有出征士兵引發國民關心的高漲。這些新聞片在佔領地也加上當地的語言字幕被放映。戰時下的新聞電影現在在website上被公開,也銷售DVD,成為展現當時貴重的映像史料 。這也是現在我們透過有別於語言資料,新世代通過映像發現歷史驗證的新檢證作法吧。

《結語》

歸結了日本的電影戰略有以下幾點。

1. 在民間由電影製作者摸索了海外拓銷的經驗,但是很難說算成功。市川彩積極提議了電影的海外市場,特別是進入亞洲的市場。這個時期與日中戰爭期重疊,他的論調重疊到日軍的「進軍」而有所謂「日本電影出發」的高揚感。

津村秀夫(電影評論家·新聞記者)在大東亞戰爭末期寫了『電影政策論』(1943.10)和『電影戰』(1944.2),訴諸了電影宣撫工作和宣傳的意義。與文章書名的激烈意義相較與較內容較不煽動,屬於研究,報告或客觀的筆致,當然也還是能感受到當時<大東亞戰爭>的緊張感。

2. 外交部的部分,透過國際電影協會和國際文化振興會向海外進行日本文化的宣傳活動。關於這些宣傳活動的結果,是否存在當時的資料,我並未調查。

3. 文部省和情報局進行了國策電影的製作推行和國民電影的推薦。關於這個部分的成果有古川隆久先生的著作。

4. 內閣信息部(1937年設置)就國內外的情報收集和宣傳活動,情報局(內閣情報局1940年12月)就戰時下的言論出版文化的檢查·統制,宣傳媒體的合併或文化人的組織化,以及戰場後方國民的宣傳。大戰末期,嘗試了將陸軍省,海軍省,外務省一元化的做法但以不成功作了結束。

5. 大東亞戰爭期在日本佔領各地,實施以電影的宣撫·啟蒙·教育作為安撫政策。大致區分可分為劇情片和科教片(或記錄影片)。究竟佔領下當地怎樣的電影是被需要的?

首先,劇情片和佔領地文化有相當大的不同,無法被理解的作品很多。因此「日本電影」的普遍性究竟是什麼,這樣的疑問日本方面(當地的日本電影放映人員)也思考著。也就是在當地容易被理解是科教片,記錄影片,新聞片,教育電影等。但是與這些在日本國內製作的既成作品,各地當地製作的作品更不受人喜愛。不是宣傳(國策宣傳,文化侵略)的內容,而是以當地觀眾真的想要的電影製作和放映。但是,因為戰爭末期缺乏製作使用的膠卷,連既成作品在選擇的幅度和數量上也呈現不足,「電影戰,電影工作」在試行錯誤的過程中迎向戰敗。Michael Baskett所說的<Attractive Empire >(魅惑的帝國)事實上在大半的佔領地中只留下<Unattractive Empire>的反感和憎惡,也就是只留下<沒有魅力的帝國>,<大東亞共榮圈>的幻想消失了。戰爭末期,在新加坡從事電影工作的電影導演小津安二郎連1部電影也沒製作,就迎接了戰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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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充:

*<大東亞戰爭>1941.12.8-1945.8.15。當時的同盟國在戰爭結束後命名為<太平洋戰爭>,在戰後的日本學校的歷史教育上也使用這個名稱,不過在,現在的日本以<亞洲太平洋戰爭>的名稱廣為稱呼。

*在各地的電影宣導的實際狀態正一點點積累其研究和報告,如何將全貌作統整是今後的課題和工作吧。除了日本國內,中國,韓國,台灣,東南亞各國戰時下關於日本電影製作和政策的論文,可以在下列文獻(岩本編輯=森話社刊)中由大量作者所投稿的文獻資料中得到解答。

岩本憲兒編輯『日本電影和民族主義1930-1945』『電影和「大東亞共榮圈」』『電影中的天皇』『佔領下的電影』(戰敗後,日本),『日本電影的海外發展』(其歷史),以上是森話社刊。論文「探索戰時下的外語版〈日本電影年鑑〉出版的背景」日本大學藝術學系期刊2011。